2020-2-10 9:20:00

     有一个耳熟能详的成语,叫做“自求多福”。乍看似乎带有贬义,但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成语的出处,会发现其含义十分深刻。
  “自求多福”一词出自《诗经·大雅》的首篇,它前面还有三句话,连在一起共16个字:无念尔祖,聿修厥德。永言配命,自求多福。
  无念尔祖,意思是“感念你的祖先”,一个人要知道自己的祖宗是谁,多去了解自己的国家、自己的民族。
  聿修厥德,指的是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提升个人修养,不断学习以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道德情操。
  永言配命的“命”,是天命、命运,也可以说是趋势。这四个字的意思是我们需要认清自己所处的时代,了解社会的趋势和潮流,如何让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赶上时代大潮流。
  只要做到这三点,即了解自己的国家和民族、提升自己的修养和学习能力、认清和把握社会发展的趋势,那么我们就可以“自求多福”,求得多种福分。
  今天我把这16个字送给所有在疫情困境中挣扎的同学们,应该是合适的。
  前几天我在专栏中提出一个政策建议,希望中央政府给我们优秀的民营企业发一个“返税红包”。2019年中国民营企业纳税8万亿元,如果政府能够返还一个月,大概是6600亿的税金,也许能缓解一下民营企业的燃眉之急。
  不过在期望获得政策支持的同时,我们的企业家们更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“自求多福”。
  在这个危机时刻,我们每一家企业都需要做一个最小单元的自救计划。这样即使是在最极端恶劣的环境下,我们还能够剩一口气,活着看到明天的太阳。
  在我看来,为了将损失降到最低,企业最小单元的自救计划包括4个方面。

  第一是现金流计划。现金如粮食,是企业得以生存的第一要义。所以企业要做好财务规划,在账本上至少要有5~6个月的现金储备,以维持员工工资和最基本的运营。
  第二是业务瘦身计划。这次突发的疫情危机,从另一个侧面来看,也给了企业一个重新审视自己业务的机会。企业要聚焦于主营业务,坚决砍断枝枝叶叶的非主营业务。所以在业务层面上,企业一定要多做减法,少做加法,只做熟悉的,不做陌生的,不要轻易谈转型或者开拓新的业务项目。
  第三是降本提效计划。这次疫情危机的警报,到2月底能不能够解除,仍然是一个大问号。即便疫情警报解除了,各行各业仍然需要一段恢复期。
  所以降低成本,比如控制好人力成本和租金成本,成了重中之重。另外,提高效率是未来工作的一个重点。
  最近几天,很多公司在尝试远程办公以维持公司正常运作。目前在App商店的免费应用中,钉钉和企业微信的下载量急剧增加。这说明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尝试通过远程办公、在线办公的方式来应对危机,降低运营成本。
  第四是微创新计划。对于消费、餐饮等行业而言,目前正是数字化、社群服务和品牌创新的最佳时期。
  我有一个从事葡萄酒进出口生意的企投家朋友,过去一段时间由于受疫情影响,他的葡萄酒线下零售渠道基本瘫痪,而且未来的三个月到半年内能否完全恢复是一个问题,整个行业也充满悲观情绪。所以最近,他专门组建了一个小团队,开始尝试线上销售和社群化运营。
  在今天严峻的环境下,我们每一个人、每一家企业“自求多福”,并不是坐在原地唉声叹气、无所作为,而是积极地开展一个最小单元的自救计划。
  危中有机,机中有危,危和机永远是并存的。越是在困难时刻,我们越是需要保持理性和清醒的头脑。正如同古人教导我们:“无念尔祖,聿修厥德。永言配命,自求多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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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-1-2 9:10:00
      预见2020的八大预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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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待浪再起,韧性考验


  2020年,在中国现代化史上会是一个挺重要的年份,因为两个数据。

  第一,2020年是全面小康年。2013年,中国13.9亿人口中,处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还有9000万。在过去的几年中,我们每年以1200万—1400万的速度不断脱贫。2013年的9000万贫困线以下人口在2020年会全部脱贫,为这件事情我们是不是给明年一点掌声?摆脱贫困对这个国家来说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。

  第二,我们的人均GDP将超过1万美元。上半场讲到1978年的中国人均GDP是156美元,到今天我们超过1万美元。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时候,会出现怎样的景象呢?我们发现所有国家都会面临三大共同课题。


  1. 产业转型。正如我们在东莞厚街看到的景象,五六年前5万人的工厂到今天剩下2000人,那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必须要加速离开这个国家,这个国家的制造业面临一种脱胎换骨式的升级。

  2. 出现新的消费人群。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拥有汽车和房子,一个男生的衣柜里已经有12件衬衫,你怎么把第13件衬衫塞到他的衣柜里呢?新的审美、新的消费趣味、新的消费领域和品类如何全新出现?

  3. 当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时候,财富加速理论就会像魔鬼一样生效。当一个国家的资本投资回报率超过经济增长率的时候,财富会加速向少数人群集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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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-10-9 8:50:00
     每一代人都经常会对自己的时代感到厌倦,满怀深情地厌倦。它无关乎逃避,只是不愿意凝视。于是,我们更快地行走,不断地转换关心的话题,让时间自行其是地去疗愈伤痛。

  只有在极少数的时刻,我们会稍稍停顿一下,比如吹生日蜡烛的前五秒钟,参加朋友追悼会时的默哀三分钟,或者某部电视剧里熟悉场景的一闪而过,再或者,偶尔翻到了跟记忆有关的一本书籍或一段视频。

  你突然会伤感,会感动,会鼻子一酸。

  它很短暂,像一阵从门缝外漏进来的冷风,然后,一切回到寻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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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站在偌大的铸造车间中央,我突然打了一个冷战,它高三十余米,占地8000平方米,周遭锅炉、机床森然林立,宛若巨型武士。


  我看见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记者瞪着惊讶的大眼,四处张望,旁边一位穿着蓝布工服的厂长在大声讲说,试图压过轰隆的机鸣声。年轻人只听清了两个细节:这是亚洲最大的单体铸造车间,新中国的第一枚国徽就是在这里诞生的。

  那是1991年的秋天,我第一次到沈阳铁西区调研。

  此刻我再次站在这里的时候,一切都寂静得让人心慌。所有的忙碌和机鸣都消失了,没有留下一丝回响。车间仍在,只剩下一个被掏空的躯壳,它不再是沈阳铸造厂,而是中国工业博物馆。

  铁西区曾是中国重型工业最聚集的地方,辽宁被称为共和国长子,是因为有沈阳,沈阳是因为有铁西。1990年代末,铁西是工人下岗重灾区,电影《钢的琴》取景于抚顺,拍的则是这里的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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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-9-17 8:13:00

    所有在中国做营销的人,都知道定位。这应该是过去20年,提及率最高的营销学名词。

  定位,简而言之就是:一个商品是什么不重要,重要的是,它在消费者的认知中是什么。这个观念颇有点东方禅意——“百千名相,无非一心”。

  杰克·特劳特(Jack Trout)在1969年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,中国还是一个短缺型经济的社会,从粮食、自行车到衣服,都需要凭票才能购买,如果那个时候,他的图书引入中国,估计卖不出10本。

  而到了1991年,中国陡然进入过剩经济时期,所有的商品都开始焦急地寻找消费者,《定位》(Positioning)的适时引入,构成了一场现象级的营销新运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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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定位理论曾被美国营销学会评选为“有史以来对美国营销影响最大的观念”。事实上,它的提出、试验及风行的过程,是整个美国管理学界共同推动的过程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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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-9-4 9:06:00
     罗纳德·科斯说“中国的奋斗,便是人类的奋斗,我将长眠,祝福中国。”

    很多年后回望2008年,它大概是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史的一个转折时刻。
  
 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,全球化是推动经济成长的最主要方式,麦克卢汉把世界描绘为一个“地球村”,乐观的托马斯·弗里德曼甚至认为互联网将让世界变平,从1950年到2007年,全球贸易额增长了整整200倍,而中国的改革开放无疑是全球化神话的标本。

  可是,华尔街的金融危机让全球化的步伐戛然而止,从2008年开始,全球贸易的增长率陷入长期低迷。从此之后的十年间,通货紧缩的魔咒困扰各国领导人,贸易保护主义重新张开了它的黑色翅膀。

  11月,美国诞生了第一位黑皮肤的总统奥巴马,他的竞选口号是“Change:We Can Believe In”——“改变,就是我们的信念”,而至于奥巴马要改变什么,到他上任就职的时候还是一个谜。

  越是在艰难的时刻,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态度就越是矛盾。这个正在成长中的新巨人,看上去像是一个被问题纠缠的线团,有人担心它会成为下一次全球经济危机的导火索,而同时也有人认为它才是把世界拽出衰退深渊的救命绳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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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-8-12 8:16:00
  群体的“上帝”从未消失,一切宗教或政治信条的创立者之所以能够站住脚,是因为他们成功地激起了群众想入非非的感情,他们使群众在崇拜和服从中,找到了自己的幸福,随时准备为自己的偶像赴汤蹈火。

  —— 古斯塔夫·勒庞

  所有政治、经济规划或商业活动的成败,归根到底,都取决于受众的行为:他们在什么时候,愿意以怎样的价格或方式,为什么买单——它可能是一个商品,也可能是一个理想。黑格尔认为,获得认可的欲望,是人最基本的愿望。可问题正在于,认可和欲望,都很难彻底地量化和被评估。

  在这个意义上,很多人便认为,经济学和管理学终归不是一门“科学”,它们尽管已经独立门派,但是在根子上,仍然无法剪掉人文哲学和历史学的“脐带”。

  即便对于经典经济学家而言,所有的模型、公式和数据仍然需要建立在最为微妙而波动的消费者心理之上。凯恩斯在建构他的宏观经济学体系时,便提出了三大基本心理规律,分别是边际消费倾向规律、资本边际效率规律和流动性偏好规律,它们被视为凯恩斯主义的支柱。

  在过去一百年里,有三位非经济学科出身的人——他们分别是心理学家、码头工人和政治传播学家,先后写出了三本著作,勾勒了群体心理在公共行为中的非理性表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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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三本书中,最出名、也最具理论价值的是法国人古斯塔夫·勒庞的《乌合之众》,它是大众心理学的奠基之作。

  勒庞出生于1841年,是一位医学博士,他到43岁左右的时候才开始研究群体心理,而那时,正是工业革命再造欧洲社会的转折时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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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-7-30 9:04:00
    上周一,备受关注的科创板在上海正式开市了,首批25家公司在上交所挂牌上市。

  第一天,这25家企业都交出了优异的成绩,股票平均涨幅为140%,其中表现最好的一只股票涨了4倍。可以说,科创板的出现是今年资本市场最大的一个亮点。

  大家关注科创板,关注更多的是它的股价、产业和利润。今天我们换一个角度,来看看科创板的董事长们是怎样的一群人。

    01

  我分析了一下,得出了两个结论。第一个可能大家都想得到,就是这些董事长大多是高学历人士,有的是毕业于清华、上交、中科大的高才生,也有的是国外顶尖大学毕业回国的“海归”。

  在这25位董事长中,有11位董事长拥有博士学位,占比达到44%,有8位拥有硕士学位,占比达到32%,博士和硕士两者加在一起,占比达到了76%。

  这跟改革开放初期的情况很不一样,在40年前,中国早期的创业者大多不需要靠学历和科研水平,而是靠两个东西:第一勇气,第二运气。

  所以在过去很长时间里,商业成功的第一要义是有冒险的精神,其次是商业模式、品牌、渠道能力,也就是所谓的野蛮生长。

  但是到了今天的科创板时代,理性和科学精神成为了新一代企业家的基本素养。建立在这一前提下的创新能力,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动力。这一特点,在科创板的董事长身上,非常明显地体现了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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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-7-15 8:12:00
      在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两年后,1976年,瑞典皇家学院把这个奖项颁给了米尔顿·弗里德曼,一个身高不足1米6的、讲话声音很响的“矮巨人”。

  在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的战后二十年,正是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以异类的姿态捍卫了新自由主义的尊严,使自亚当·斯密以来所形成的传统没有被泛滥的自负淹没。而也是弗里德曼一代人,让经济学创新的重心从老欧洲转移到了北美新大陆。


  弗里德曼活了94岁,一生著作等身,在这里向大家推荐的是他的《自由选择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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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12年,弗里德曼出生于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的一个工人家庭,他的父母是从乌克兰移民到美国的犹太人。弗里德曼回忆说,读小学的时候,在人堆里,大家都看不到他,因此他非常爱与人争论,声音还很大,所以同学们给他取了一个外号,叫“瞎啰”(肤浅的意思)。

  20岁时,弗里德曼到芝加哥大学修读经济学硕士,上第一堂课时,座位是以姓氏字母编排,他紧随一名叫罗丝的女生之后。两人6年后结婚,从此终生不渝,相伴68年。弗里德曼曾说,他的每部作品无一不被罗丝审阅。

  弗里德曼一生好辩,乐此不疲。跟凯恩斯及以后的克鲁格曼等明星经济学家一样,弗里德曼乐于为大众新闻媒体撰稿,并能够深入浅出地表述自己的观点。他曾为《新闻周刊》写了18年的专栏,还曾在电视台主持一档名为《选择的自由》的系列节目,后来,节目内容结集出版,成了他平生的第一本畅销书,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本《自由选择》。

  在1975年,他写了一篇题为《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》的专栏,这个标题流行至今。弗里德曼认为,任何商品都有一个价格,这个价格是由劳动力成本、流通成本、税收以及企业家的预期决定的,但如果一个商品的价格低于市场价的话,那意味着有人对它做了补贴。这个补贴的角色有的是政府,有的是企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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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-6-18 9:21:00
      今年,中国的很多大企业,尤其是那些互联网高科技企业纷纷在大规模地裁员,从腾讯、京东、阿里到美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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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种大裁员现象一方面跟宏观经济有关,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一个问题,就是高速成长的中国公司,今天进入到了一个新的人力资源管理的阶段。

  一家公司在发展二三十年之后,尤其是经历了一段高速成长、粗放发展的阶段后,就会出现“大公司病”,在管理学上叫做帕金森定律。

  这个定律由一个英国历史学家诺斯古德·帕金森提出。1950年代,他在一次海滨度假时发现了一个现象,就是不同的人做同一件事情所耗费的时间差别很大。

  他看到一个老太太给侄女寄明信片,先用了1个小时找明信片,然后30分钟找侄女的地址, 30分钟找钢笔、墨水,再用1个小时写贺词,最后还要花上20分钟决定去哪个邮局寄明信片。

  这样算下来,寄一张明信片会花费老太太半天的时间。但是同样这件事如果落到一个工作很忙的人手上,大概5分钟就顺手解决了。

  因此,帕金森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:如果一个人有充裕的时间去完成一项工作,那么他就会放慢节奏或者增加其他不必要的工作,直到花光所有的时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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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企业经营中的许多现象都体现了帕金森定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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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-6-10 8:20:00
    亚当·斯密出生的那年,1723年,是大清雍正皇帝登基的元年,帝国在4月推行摊丁入亩政策,是华夏赋役制度的一次重要改革措施。到冬季,雍正帝下令把全国各地的传教士一律驱逐出国,大小教堂要么拆毁,要么改为病院,一个与世界潮流无关的、独断而农耕繁荣的时代开始了。

  在欧洲,以“理性”为旗帜的启蒙运动正进入如火如荼的时刻,人们开始追求各种形式的自由——免于专断权力的自由、言论的自由、贸易的自由以及审美反应的自由。用康德的话说,人类第一次宣称自己要成为一个独立的、负责任的存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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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亚当·斯密是一个遗腹子,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。他出生在苏格兰法夫郡(County Fife)的寇克卡迪(Kirkcaldy),终身未婚,个性腼腆、言辞刻薄而思维缜密。 他未满15岁进入格拉斯哥大学读书,18岁就读于牛津大学,28岁被聘任为正教授。36岁时,斯密出版第一本著作,便在欧洲赢得了巨大的声望。

  他生在一个大时代的转折时刻。在1753年,也就是亚当·斯密三十岁的时候,英格兰仍然是一个谷物净出口国,其生机勃勃的商业和原始工业经济中应用的仍然是前现代的技术,而到亚当·斯密去世的1790年,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——1780年代出现了三个重大的技术创新:瓦特改良了蒸汽机、出现了生产棉织品的机器和工厂,以及科特发明了焦炭冶炼法。

  实际上,正是这三大创新定义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到来。

  “骑士时代已经过去了,继之而来的是诡辩家、经济学家和计算器的时代;欧洲的辉煌永远成为历史。”这是英国哲学家和政治学家埃德蒙·伯克在1790年对于欧洲未来的预言,而亚当·斯密的一生正是此言的最好注脚。


  不过,正如罗斯托在《经济增长理论史》中所断言的,“亚当·斯密并没有意识到工业革命的到来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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